治疗白癜风效果怎么样 http://pf.39.net/bdfyy/小编说：一包精心封裹的杏干承载着舅舅时隔多年但却从未忘却的寄怀与愧念，但在热望远方、渴望流浪的少年人眼中，这却是他每年春天出发路途上一块沉重无比的“绊脚石”。十数年间，杏干从未能够顺利送达至舅舅希望送达的人手中，而谎言与质问往复撕扯的背后则牵引出一段久远的误会与万般无奈的追悔莫及……
刘建东，年生，作家，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小说集《午夜狂奔》等，曾在本刊发表有作品《秘蜜》《宁静致远》等。
第一站台
文/刘建东
绿皮火车冲出茫茫暗夜，粗重地喘息着，开始减速，缓缓靠近22时39分的邯郸车站。车内的人都把头挤向矩形窗玻璃，向外张望。灯光昏暗的一站台上，人头攒动，等车的人跟着没有停稳的火车，慢慢小跑着，寻找着自己的车厢。人们细细长长的影子，开始慌乱地重叠与分离。
在数十个小时漫长的旅程中，我丝毫没有亏待自己，吃了一只烧鸡，喝了半斤石河子产的高粱大曲。此刻边回味着酒香，边悠闲地看着站台上接站和上车的人流。我没想到，居然还有迎接我的人。她手里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要在这座城市慰问的其中一个。她曾经是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当时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教师。每次她边读英文课本，边从我身边经过时，都会留下淡淡的雪花膏味。这是她病退回内地之后，我第一次见她。她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虽然已经四十多岁，却容颜未改，站台朦胧的灯光下，脸上的淡妆若隐若现。头发整整齐齐，熨熨帖帖。洗得干净的浅蓝色小翻领上衣，自然地衬托着她匀称纤细的身姿。我叫了声“史老师”。
“你还认得我啊！”她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我到邮局打长途电话问了厂里，才知道是你。原来的中学生，都变成成年人了。”
这是年的春天，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出疆经历。
他们说，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对此我并不在意，反而有些得意洋洋，凡是借此贬低我的人，都是忌妒我的人。我很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当覆盖着北疆辽阔平原的积雪慢慢消融，当春回大地，我一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内心充满着期待，想象着车窗闪过的那些大好河山：天山、嘉峪关、敦煌、*河、*土高原、华北平原……想象着火车越过小小的红柳河站时，出疆时的喜悦。
舅舅对我的第一次出行并不放心，他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一定要亲自见到每一个人，把厂里的问候一字一句地捎给他们。他还拿着一个白棉布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交代我一定要把它送到她的手上。他补充道：“这是*最好的杏干。”他担心地盯着鼓鼓囊囊的杏干包裹，好像一离开他的手，那个包裹就会丢失一样。我第一次出疆时，舅舅是七一棉纺织厂的副厂长，在他递给我杏干包裹时，我发现，此时的舅舅并不是台上那个念稿的副厂长。他紧锁双眉，目光游离，眼神忧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他的目光还在盯着我，我知道，他盯着的是那个包裹，而且是即将踏上遥远旅程的包裹。好像，他所有的希望，都在那个满是杏干的包裹上，他坚信，它会随着我，越天山，出*，过*河，入平原，到达它的目的地，实现他的愿望。难忘的第一次，就是这样，满载着舅舅殷殷嘱托和满心希望出发，那包杏干是我行李中最重的一件，因为它的存在，我双肩生疼，虽然我极不情愿，我甚至动过念头，从火车的窗户把它扔到旷野之中，可我不敢。这可是万能的舅舅交给我的任务，谁让他是我舅舅呢，谁让他力排众议，给了我这份游手好闲的工作呢。所以，我出疆的第一站就决定奔赴那个可以把杏干早早摆脱掉的城市。
每年，我都会出疆，到祖国广阔的内地去跑一趟，代表七一棉纺织厂去慰问返回内地居住的退休工人。说得好是慰问，实际上就是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世，以防他们死了，厂里还照常给他们发着退休金。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他们大多是年开始支边的青年，也有一部分部队转业的干部，如今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大多想着落叶归根，回到内地投亲靠友，安享晚年。我的内衣口袋里揣着一个名单和一支蓝色墨水的钢笔。他们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北、上海、天津……每次回来，那个名单都会有所变化，有的人名上会被覆盖上一个大大的蓝色的X。
我知道，他们都不愿意见我，他们把我看成一个催命*，好像每年出现的我，是向他们索命的。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不会给我好脸色，除了必要的应酬问候，或者打听一下老同事和纺织厂的近况之外，便少言寡语，呆呆地坐着。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既不受欢迎又挥之不去的期盼。对于为边疆奉献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那份退休金是晚年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对我格外的期盼，好像，在她一整年的生命中，就为了等待着我从绿皮火车狭窄的门中走出来的那一刻。
这个人就是史项华，我的英语老师。
多年之前的一个下午，史老师在教室里正在给我们上课，突然就满脸冒汗，上身痉挛，扶着桌子坚持了几秒，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从这一幕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课堂，我从来没有听得懂的曼妙的英语朗诵声也消失了。据说她得了不可救药的神经衰弱和心脏疾病。一年后她便病退，再一年，她回到了内地，回到了她母亲身边。
这是河北省最南部的一个城市，邯郸，我记得历史课上说过这是战国时期哪个国家的首都，我学习不好，没记住。从石河子到邯郸，将近公里，我分别在乌鲁木齐和兰州倒了两次车，坐了近80个小时的火车才到。我松了松身体，使劲跺了跺脚，脚踏在大地上的感觉真好。
她像是见到亲人那样，抢着替我拿行李，甚至有些手忙脚乱，那个盛着杏干的背包在我们互相拉扯之中掉到了地上，还好，我舅舅包得结实，没有杏干掉出来。
车站出口靠墙处，支着她的凤凰牌自行车。
她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到了火车站旁边的站前旅馆里。我一路都在感谢她这么晚还来接我，让我突然感觉到了千里之外的温暖。办完入住手续，她跟着我进了房间。我先把那个杏干包裹拿出来，递给她，“我舅舅给您的，他再三嘱咐我，让我一定要亲手交到您手里，要不回去他非得杀了我不行。”
她把手背到身后，仿佛，怕那双手不听使唤，去接那包杏干。
这个场面有点尴尬，她就那么背着手站着，不说接也不说不接。我央求她：“史老师，您拿着吧，我跨越几千公里，给您捎过来的，您不要，我怎么回去向我舅舅交差。”
她依然不理不睬，环顾左右，就是不接我的话茬。我的手举累了，便放到一边的茶几上，我说：“史老师，求您了，您走时一定要拿上呀。”
她走时并没有拿走那包杏干，她看都没看，不管我的反复提醒和哀求，径直走出了小旅馆。她走之前对我说，邯郸是个好地方，名胜古迹很多，我来一趟不容易，她一定要尽尽地主之谊，带我到几个著名的景点去看一看。
她走到门口，我问她：“史老师，请教一下您，邯郸是战国时哪个国家的都城？”
“战国时期的赵国。”她回答。
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待了三天，第一天去了趟*粱梦镇，慰问机修车间返内地退休职工宋长荣。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对我则不咸不淡，给我倒了杯茶水，聊了几句天，然后把我送出门。我顺便去逛了逛品仙祠，在卢生殿我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也能拥有一个*粱美梦。第二天去了趟沙河县褡裢镇，王阿姨和我母亲是一个车间的，见到我仿佛见到我母亲似的，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让我吃盘子里的麻花。还有一天时间，史老师装束整洁地陪我去了趟丛台公园。一路上，她滔滔不绝却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给我讲邯郸的历史，从赵氏孤儿、胡服骑射讲到廉颇蔺相如，从围魏救赵、毛遂自荐讲到纸上谈兵、负荆请罪，讲得我脑子里乱乱的，根本理不清谁是谁。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不管讲述是不是令自己气息不畅，她只是坚持讲述。我们站到武灵丛台最高处，据说这是两千年前赵武灵王阅兵之处。邯郸城在我的眼中比石河子要大许多，放眼望去，看不到城市的边缘。平房与楼房高低错落，街道疏朗，绿树交叉延伸，自行车纵横穿行，满是烟火之气。阳光轻抚，我从她洒满阳光的脸上，依稀又看到了当年她在讲台上的风姿，只是她的表情越来越不那么从容，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我心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劲，被哪个念头硬生生地揪住了。所以后来她说了什么，我几乎当成了耳旁风，我心里的那份疑虑抓挠着我，奇痒难耐。到了那棵据说是明代的古槐旁，看着被微风吹动摇曳生姿的树叶，我脑子里似乎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急忙问她：“史老师，您不是因为有病才提前退休的吗？”
因为我突兀的问题，她不得不停下喋喋不休的讲述，愣愣地看了看我，然后镇定自若地说：“当然是因病退休的。那还有假吗？”
“那您……”我喃喃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丝毫看不出她是个有病的人。
透过槐树稀疏的叶子，点点的阳光在她脸上摇晃着，因为登上高台和不停的讲述，她坚挺的鼻头也布满细微的汗珠，有些细碎的皱纹从眼角散开，延伸到她乌黑的头发中。“你是说我在石河子有病不能上班，怎么在这里跟个没事人似的？小姜，这是两码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她说的话我似乎并不明白。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来不就是来证实一下，我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在人世，是不是可以给纺织厂省下一笔退休金吗？”
我连忙摆摆手：“没有的事儿，我是代表厂里来慰问您的。”
“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都是骗三岁孩子的。”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越过正午的阳光下，邯郸城中罗列交织的矮房和楼宇，看着更远的地方。
我吸了口气，她说话的口气还是和在学校时一样犀利。由丛台西南拾阶而下时，她终于要撑不住了，身体一歪，险些摔倒。我扶住她，她的手无力地抓着我的胳膊。我说：“您是不是累了？”
“没有，踩到一块小石头。”她的脸色蜡*，皱着眉，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甩开我的手，独自向前走去。
我们在丛台公园门口分手。我打开随身带的背包，拿出那包杏干，在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它都以那么真实的重量考验着我的肩膀和心理。一旦我感觉到那分量的存在，舅舅恳切的目光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我继续哀求她：“史老师，您就别为难我了。不能再让我把它背回*吧，再者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去河南、湖北……”
我的哀兵策略并没有奏效，她依旧我行我素，仿佛那包杏干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她不理不睬。任凭我的哀求变成一股风吹过。她没有立即和我告别，而是眯起眼睛来，狠狠地盯着我，冷冷地问：“他死了没？”
她如此冷酷的问话令我猝不及防，惊出了一身冷汗，“谁，谁死了？”
“你舅舅。”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怒火和仇恨，刚才的热情洋溢一扫而空。
我不明白她为何有如此一问：“我舅舅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死呢？他现在是副厂长，他每天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怎么会去死呢！”
得到了我肯定却不令她满意的答复，眼神中的怒火骤然熄灭，变得呆滞无神，她转身离去。我手里拿着那包沉甸甸的杏干，看着她的背影慢慢地向南走去，她走得很艰难，摇摇晃晃，如同掉了一个高跟鞋后跟。其实她穿着一双平底鞋。她跌跌撞撞，身子一会儿向左斜，一会儿向右歪，随时都有可能要倒下去的感觉。我冲动地跑过去，伸手扶住她。她竟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把我的手甩开。我趔趄了一下，站定后，看着她继续一歪一斜、一瘸一拐地，坚定地向前走去。那婆娑的光影在她晃动的身体上疯狂地跳跃着。渐渐地，她消失在那一排已经长出稀疏绿叶的梧桐树后。
那包杏干，我不可能再带回*，只好把它送给了站前旅馆的女服务员小齐。小齐见人就笑，看着喜庆，而且这几日在邯郸城里转悠，都是骑她的自行车。
回到*已经是夏天了，我去了沧州、邢台、石家庄、衡水、保定，然后又去了河南和湖北。一进入*，夏天就是另外一副面孔，感觉那么清爽和内敛，没有内地的那么热烈和奔放。每次回来，我都给父母亲带回来许多当地的特产，我母亲便不住地提醒我，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这份工作与舅舅是分不开的，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舅舅的功劳。母亲的话已经在我耳朵里成了茧子，她说：“你要感激你舅舅呀。”我舅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我刚进家门，他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神秘地把我拉出门，在一处僻静之处用渴望的目光牢牢地盯着我：“怎么样？”他这般目光，在以后的多年里，都是我害怕见到的。
从他的头顶，我看见我们生活区的那几棵白杨，笔直且高傲地向寂寞的蓝天进发。这才是我的*，空旷得有点撒野。我故意逗舅舅：“啥怎么样？”
舅舅急得挠着头发，“杏干。她。”
“啊，您问的是杏干啊，您问的是那个女的呀！您不问我都忘了，我跑了那么多地方，腿都跑细了，晒得黑瘦黑瘦的。您不问问我，却这么关心别人。”我慢条斯理。
舅舅伸出巴掌捅了我一下，发威道：“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想了想早已被小齐姑娘吃掉的杏干，又想想史老师问候他的那句咒语，决定还是不能实话实说，让舅舅过于失望和悲伤。“好吧，好吧。谁让您是我舅舅呢。告诉您，杏干她收下了。”
“她真的收下了？”舅舅惊喜地反问。
“那还有假吗？”我看舅舅面露喜色，便趁机借题发挥，“她还说，谢谢您还记挂着她。如果说她身体还好，能承受住长途旅行的辛苦，她甚至想亲自来看看您。”
我舅舅平时是个严肃且不苟言笑的人，听到我虚构的内容，竟然有些不能自持，眼睛有些湿润，并且是泪中带着笑。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高兴还是悲伤了。“她还说了些什么？”舅舅来不及抹掉他眼角的泪花。
“她还说……”我故意仰头在回忆当时的场景，“她说，她非常想念您。”
舅舅低下头，沉思着。我感觉他不大相信史老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抬起头来，摇摇头，紧锁眉头，“这不像是她说的。”
我赶紧打圆场，害怕言多必失，露了马脚：“我坐了四天的火车，头昏脑涨，必须得回去睡觉了。”
我的舅舅，马副厂长，以前的棉纺厂工会干事，机修车间副主任、主任，就这样轻易地被我欺骗了，他把那份巨大的满足感用到了工作中，我发现，他好像从来没有休息过，他忙碌的身影出现在纺织厂的各个角落，督导、检查工作，开会调度生产，和人谈心。时常板着脸的他那些日子竟然开始冲着同事们微笑，冲着家人们微笑。除了我，没有人知道，他心里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善意的谎言，给了舅舅极大的鼓舞，从夏到春，他对我和颜悦色，看哪儿、看谁都顺眼。从鲜花盛开到含苞待放，他都在等着我的再次出疆。他甚至有时候会故意地找个话茬，和我说说往事，说说史老师，我都借故躲开了他，唯恐露出破绽。但是他眼睛里那份想与我交流的渴望，却久久没有消散。
第二年，他还是预备好了一份杏干。我看到杏干就有些犯愁，所以我提醒舅舅：“她有那么爱吃杏干吗？”
“当然。”舅舅不容我置疑。
他认真地准备杏干，而我只能假意认真，庄重地把杏干放进我的背包。这一年，我选择慰问的省份是河北、上海和江苏。邯郸必定是第一站。和往年一样，邯郸站那不起眼的站台之上，站着一个我感觉已经非常熟悉的人，她无数次地出现在我舅舅的眼睛里，仿佛我舅舅的眼睛就是她的镜子，她的影子反复地在我舅舅的眼睛里闪烁。
这趟列车总是停靠第一站台，还是那个女人。她手里不再举着牌子。一身春天装束的她定定地站在昏暗的站台上，头随着渐渐靠站的列车，左右摇动，看着慢慢晃过的列车窗户。我一看到她精心打扮好的样子，就不自觉地感觉到肩膀的压力，那包杏干好像一靠近邯郸的站台，便神奇地加了重量，压得我喘不上气来。她穿着一件紫色的风衣，黑色的裤子。齐耳短发，笑容可掬。她是唯一一个为我接站的退休职工，就是这份执著也令我感动。她仍旧是忙着抢我手里的背包，说：“我在站台上一连等了你一个星期。每天晚上。”
我惶恐不安：“您不用等我。我来了自然会去找您的。我要是找不到您，等于我的工作没有完成。”
“那不一样。好歹你也是厂里来的人，你代表着组织和集体，不能慢待了。你说是不是？”她柔声说。
我忙不迭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我承受不起。”
她说：“没关系，我自当是锻炼锻炼身体，出来透透空气。不碍事的。要不每天在家里也闷得难受。”
一边随着人流向外走，我一边还为她等了我一周而自责，我问她：“那去年您也是这么天天在站台等我？”
“去年我等了半个月，才把你接上。”她像是在说自己平日里的生活琐事一样。
我心里一惊，手上的包掉到了地上。她替我拎起来，问我：“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她的行为真是不可思议。
这一次，她陪着我去了回车巷和学步桥。回车巷据说是蔺相如为廉颇让路的地方，而学步桥源自邯郸学步的成语。我们在桥头作别。桥下的沁河之水在泥草之中羞怯地流淌着。她又说出了那句对我舅舅的问候，她问：“他死了吗？”
我心里凉冰冰的，我一路奔波，却没想到有一个人如此迫切地想要见到我，却不是为了见我，而只是要我传递一个口信，一个恶*的口信——而我是那个恶*的信使。疑惑不解的我，想着舅舅殷切的目光和等待，这三个字对他是不公的。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您那么迫切地想我舅舅死呢？”
她不回答我。就像她对我捎来的杏干一样，充耳不闻。不接招，不拆招。任凭我的疑问逐水而行。
在以后的岁月里，出疆的第一站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舅舅刻意的要求和安排。他不会知道，他的良苦用心换来的只有那句诅咒。对她来说，那是她例行的公事，是她人生中的重要部分。而我，来邯郸的目的，仿佛不再是来慰问和探望一个病退职工，而只是来听她说出那三个字。只有在分手的那一刻，我才感觉到通体舒畅，如释重负，像是卸下了千钧重担。而那包杏干，每年都会落到服务员小齐的手中，她也每年念叨着我，希望品尝到新一年的杏干。
受到虚假信息鼓舞的舅舅却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在这种难得的平衡。在他看来，她能够收下他的礼物就说明了一切，他就已经知足了。
越接近家，我就越怕见到舅舅，我怕他用那种迫切的目光等待着我。有多少次，我想问问舅舅，到底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如此牵挂一个远在异乡的熟人。和史项华一样，他也三缄其口，从来不给我个答案。那个时刻，被香烟的烟雾缭绕的，是留在我脑海中的舅舅，深邃的目光，似乎想要穿透时空，回到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他的悔恨来修补时间的裂痕。日复一日，我的舅舅，那个令我们家族倍感荣耀的舅舅，那个事业成功的舅舅，渐渐令我有些怀疑。我坚信，他刻意要隐瞒真相，隐瞒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他必定是做了对不起史项华老师的错事、坏事，才让他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心想要弥补自己当年的过失。一旦这个念头冒出来，就停不下来，疯了一样生长。我眼里的舅舅竟然越发地像一个坏蛋。他那故意板着的脸，一定是心虚的表现。那眯缝的眼睛，不正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坏人的标配吗。那浓密的眉毛、嘴巴、眼角的皱纹、鼓鼓的腮帮子，连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神，都不那么自然，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罪恶之状，一点点地印证着我的猜想。
他在我以目中的地位陡然下降之后，我对他的尊敬便荡然无存。我甚至可以大胆地出言不逊，拿不敬之词去攻击他。有一天我对我舅舅说：“我知道您为啥要给史老师捎杏干了。”
舅舅诧异地看着我：“你知道个屁。”
以前我确实比较怕我舅舅，他既是长辈又是领导，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手里攥着他的把柄。我挺直了腰板，理直气壮地说：“我就知道，您做了对不起史老师的事。”
他的气焰立即消失了，低下头，心有不甘，灰溜溜地走开了。
他越躲避，我越觉得自以为是，猜测越豁然开朗，好像我自己忽然间高大起来，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我比人人都称道的舅舅还要有优越感，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
我鄙视舅舅，却离不开他，我的工作都是他给的。我就是这样处于对抗和回避的焦虑和矛盾之中，年年踏上一段伤心之旅。
从第二年之后，每次出疆前，我都坚持给她拍一封电报，告诉她我预备到达的车次。只有那样，我在火车上才睡得安稳，才能暂时忘掉她那句诅咒和我舅舅恳切的目光。从石河子坐上火车，第一站到达乌鲁木齐，在乌市住一晚上；第二天中转坐上乌鲁木齐至兰州的火车，列车在广袤的兰新线上奔驰，经吐鲁番、鄯善、了墩、柳树泉、哈密、尾亚、柳园、疏勒河、低窝铺、玉门、嘉峪关、酒泉、清水、张掖、山丹、金昌、武威、武威南、打柴沟、永登，到达兰州；再从兰州中转，穿行在秦岭、*土高原的陇海线上，经夏官营、定西、陇西、天水、宝鸡、西安、渭南、三门峡西、洛阳、郑州，然后北上京广线，经新乡、安阳，进入河北，抵达邯郸。在经过数天的煎熬，怀着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在火车嘈杂的噪声和车箱内污浊的空气夹击中，我会感到落寞寡欢，甚至希望她不要出现在站台上。
如我内心所愿，那一年，我出疆后的第七年，我的眼睛在邯郸车站的站台上烦躁地搜寻着，竟然头一次发现，她没有来。这令我欣喜若狂，重重地吐了口恶气。背着背包，挤下火车时，竟然也没有了背包里杏干带来的压迫感。总之，一切都是美好的，轻松的，愉悦的。脚步轻快，我还哼起了*小调。
一路畅通无阻，出车站，入住站前旅馆，面对笑脸相迎的小齐。一时激动，这次我一反常态，先拿出了杏干，递给了小齐，“给我安排个向阳的干净的房间啊。”小齐笑盈盈地接过杏干，嘴角的酒窝非常迷人，“放心吧，姜哥，早就给你留好了，是我亲自打扫的房间。我还给你备了一瓶邯郸大曲。”说着笑嘻嘻地从柜台里拿出那瓶白酒。
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就着花生米喝酒，边给小齐讲*的故事，房间门被粗暴地推开了，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个人。我刚要发火，却看到是史项华老师。我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是您？”
“怎么不能是我？你告诉我，你不是说，要坐76次特快吗？我每天都去站台接你。”她怒气冲冲。
“啊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您不能怪我，我在兰州被困住了，陇海线过秦岭的十里山隧道出了事故，据说是油罐车在隧道里爆炸起火，我没办法只好改签了车次，走北线，从兰州走包兰线、京包线，经银川、包头、呼和浩特，到北京，然后再转车南下京广线，才到的邯郸，我容易吗，再者说我也没办法通知您呀。”我委屈地解释着。
她这才消了消火，口气软下来，“你说的是真的？”
“那还有假，你去留意一下新闻。把我折腾得人不人*不*的，你看我，哪像个人样啊。”我抱怨着。持续了没有几个小时的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史老师瞟了一眼茶几上已经打开的杏干，小齐正旁若无人地品尝着杏干。我慌乱地解释说：“反正你也不要。丢了也是浪费和可惜。”
她的心思并不在杏干上，所以毫不介意，只是幽怨地看我。
那一次出疆，是我最累的一次，除了去时的颠簸辛苦，更有史老师越来越绝望的表情时时陪伴着我。当她听说我舅舅已经当上七一棉纺厂的厂长时，脸上露出垂死之人的凄凉与悲伤。那低落的表情，没有光泽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在山东、安徽，在青岛海边、*山，她的表情和眼神似乎一直在我身边，搅得我没有一点兴趣去欣赏祖国壮美山河。
年复一年，所有的过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杏干，昏暗站台上茕茕孑立的人影，强作欢颜的迎接，恶*的诅咒，舅舅虚妄的自我安慰，我越来越疲惫的心绪，它们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我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是个尽头。
又过了三年，我舅舅的官是越做越大，他升到了农八师的副师长、石河子市的副市长。这年的春天，邯郸多雨。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史老师时，她迎接我的热情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雨伞也掉到了地上。我捡起她的雨伞，为她打上，讨好地说，我舅舅想要她回去一趟，吃住行都是我舅舅来安排，带她到北疆转一转，看看喀纳斯湖，还要当面向她表达自己的悔意。史项华老师沉默不语，之后说要陪我去*粱梦镇，听说宋长荣去世了，她要去看看。我们从汽车站坐上辆电动三轮车，三轮车在北去的国道上颠簸着，绵绵细雨一直在下。我倒是适应长途旅行，没什么反应。她却反应激烈，脸色惨白，抱紧双肩，软绵绵地缩成一团，三轮车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停下来，好让她到路边的草丛中呕吐。三轮车司机一路都在抱怨，抱怨拉了一个病秧子，浪费了他的时间，有这个功夫，他都跑两趟了，少挣了多少钱。我安慰他说，给你多加钱，他这才露出笑脸。
宋长荣已经过世了五天，我们只看到了他的遗像。在他家客厅里与他儿子聊了几句，他儿子并没显出多大的忧伤，对我们也比较冷淡。令我和宋长荣儿子都没有想到的是，史项华老师看着镜框里的宋长荣，突然嚎啕大哭。她涕泪横流、伤心欲绝的样子让我十分不自在，跟着她不哭不是，哭也不是。我就那么局促地看着她，试图去拉她，阻止她。宋长荣的儿子也没有料到有这一手，他惊讶地盯着这个从来不认识的陌生女人，满腹狐疑，也是手足无措。
好不容易把史老师劝得停止了悲伤。我搀扶着她，从宋长荣家里出来，她的身体靠在我身上，重心都压在我右边。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商店门前避雨，等着她缓过神来，悲伤加上还没有消退的眩晕，她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坐车回去。我又许诺给三轮车师傅加一块钱。
我掏出那个名单和钢笔，在那个名单上找到“宋长荣”，在上面划了一个大大的X。史老师泪眼婆娑地看我，等我划完了，问我：“你是不是巴不得早点在我名字上也划个大大的X，好早点解脱，早点摆脱我的纠缠？”
我收起名单：“哪能呢，我盼着您长命百岁呢。”
“别假惺惺的了。”她虚弱地说。潮湿的空气像是她的表情，紧紧地包围着我们。
我问她：“您跟宋长荣关系特别近吗？”
她擦干了眼泪：“不，一点也不熟悉，我只是见过他几面。如果不是看到照片，我都想不起他的模样。”
我奇怪地看着她：“那您怎么那么伤心，我还以为……”
她没有立即解开我的疑惑。沉默了几分钟，她才低声而且悲怆地说：“老宋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呢？”
这句话像是我们*春天的惊雷，干脆利落，从天而降，击中我早已经脆弱的神经，把我侥幸而存的那点善意的谎言击得粉身碎骨。为她的诅咒披上善意的伪装，竟显得如此多余，如此不堪一击。
这次从邯郸回来之后，我决定向舅舅摊牌。我无法再继续向他撒谎，让他自以为得到了史老师的谅解和宽宥，进而获得莫大的心理安慰。
下了火车，我直接去了八师师部。
我在会客室里等了半天，才见到舅舅。他也老了，脸上的皱纹非常明显，头发却染得乌黑，笔挺的白色衬衣衣领特别显眼。舅舅说：“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想告诉您件事。”我黑着脸地说。
“什么事等我下班说。你没看我这么忙吗？”他埋怨我。
我严肃地说：“不行，我一分钟也等不了，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您。”
“好吧好吧。给你两分钟时间。”他不情愿地说。
我说：“舅舅，我刚从内地回来。”
“噢，对了，我都忘记了。怎么样，她一定是收到了我的礼物？”他自信满满地说，神色甚至有些许的得意。
我搓搓手，放平一下心态，然后庄重地说：“舅舅，我要向您坦白，我不想向您撒谎，不想对您隐瞒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疑惑。
“我承认，我一直在向您撒谎，说违心的话，违背良心的话，虚假的话。就是关于史项华老师的。”我紧张万分，语无伦次。
听到史项华的名字，他略显不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目光迷惑地看着我：“这又从何说起呢？”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史老师，她就没有接受您千里迢迢送给她的杏干。她看都不看，理都不理您的好意。这让我怀疑您是不是真的知道，她那么喜欢吃杏干。可是我又不忍心让您难堪，让您觉得我没有出息，您交给我的这点任务我都完成不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所以每一次我都把那包杏干给了别人。”我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了一半，就像把那包杏干终于给了史老师一样。
他怒目圆睁，看着我，我以为他又要打我，便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他没有动，眼睛里的光芒陡然黯淡下来，声音变得低沉沮丧。“她没有变。”他沮丧地说，“她始终没变。”
我趁着自己积蓄了一路的勇气尚存，继续说：“事情还没有结束。杏干倒是小事一桩，还有您更加应该知道的事，更加严重的事，我也没敢告诉您。每一次我去邯郸，她都热情地接待我，让我误以为她是为了迎接我，见到厂里去的人而高兴。可是，原因并不是这样。每一次，她都掩饰着自己的病体，强打精神，让我能感觉到她生活得很好，比在*时还要好，她活得逍遥自在。而每一次，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给您传递个口信。”令我自己都意外的是，我竟挑衅似地斜睨着舅舅，带点自鸣得意。
“口信？”多年来，那包穿越遥远距离一路颠簸的杏干，就是舅舅内心的挣扎与焦虑，它们在那包杏干的迁徙和抵达过程中，变成了他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可他远没有想到，六千多里之外的那个女人，从来没有改变过她血液中奔涌的怨恨。
“是的，有一个口信。”我快速地说，“每一年，每一次相见，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问我，您，我的舅舅，是不是已经离世了。”
舅舅的身体像是被飓风吹到了风暴的中央，他颤抖着身体，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的手指反复地挠着，眉毛频繁地上下抖动着。我觉得在他脸上看到了史项华老师的表情。看到他的表现，我丝毫没有同情，反而是一种自我解脱，和对虚伪的舅舅的嘲讽。他蹲下身子，好平衡他内心的剧烈振荡。他的双手无助地伸展着，像是溺水者的求救。我喊道：“舅舅，舅舅。”他僵硬而艰难地摆摆手，示意我出去。
那几日我特别轻松，不仅仅是因为回家的舒适与美好，而是因为终于还原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的松驰。舅舅一直没有露面，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几次，镜头中，坐在台上的他看不出任何的异样。我轻蔑地说了句：“哼，伪君子。”
坐在旁边的母亲侧目问我：“说谁呢？”
“舅舅呀。”
母亲打了我一下，“凭什么骂你舅舅？这么没礼貌。你有啥资格。就你这点本事，一个技校生，要不是你舅舅，你能捞这么好个工作。你感激他都来不及呢！”
于是我一股脑地把舅舅的所作所为，把我和史老师之间的言谈举止，都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也颇为震惊，她喃喃地说：“这么长时间了，她还没有忘，还是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到你舅舅头上。”
我替史老师打抱不平，“难道不是吗？我就痛恨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事。”
母亲叹了口气，“唉，连你都这么冤枉你舅舅，更何况是史老师，这也怨不得她。”
我说：“你别替他申冤，男子汉，敢做敢当。”
母亲又捶了我一下：“你舅舅的结局只有两个，不是干工作累死的，就是被你们冤死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母亲的讲述还原了事情的真相。母亲说，那年舅舅还是厂工会的文体委员，他经常组织重大节日的演出，而史老师是个文艺骨干，他们便有了接触。史老师偷偷地喜欢上了舅舅，而舅舅却一无所知。舅舅对她的印象就是在排练的空闲时，手里离不开杏干。史老师委托另一位文艺骨干小余给舅舅情书。小余也暗自爱上了舅舅，便把史老师的情书贴到了子弟学校里贴通知的黑板上。这一下，史老师觉得是奇耻大辱，几天时间就彻底崩溃了，心理和身体都受到了剧烈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一病不起，直至病退在家再返回内地的父母家。史老师始终把学校令她羞耻的那一幕，当成了舅舅的杰作。母亲哀叹道：“你舅舅呀，从来不为自己辩解。他始终替别人考虑，如果他说出实情，小余是不是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转变来得太过突然，我一时还不能把母亲描述的舅舅和我的脑海中已经变得邪恶的舅舅合二为一，我想，要真正地认识和了解一个人，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者是一生。
而舅舅，在经历了若干年虚幻的解脱和慰藉之后，再次陷入无法自拔的自责之中。明白真相之后的我，眼中的舅舅似乎还是那个我们家族值得骄傲的长辈，在我心目中比以前还要高大。我对舅舅说：“你早就应该告诉她事情的原委。”
舅舅摇摇头：“不能。”
我尝试着询问舅舅：“要不要我再去一趟邯郸，把真相告诉史老师，别让她抱恨终身。”
舅舅说：“算了，也许，正是这个念头，这个信念，让她在病痛之中，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我问舅舅：“你曾经爱过史老师吗？”
舅舅想了许久，脸上的表情平静如水，回答：“爱与不爱，又能怎样呢。”
我见到母亲说的小余阿姨是在俱乐部门前的空地上，她是跳广场舞中一个，很难把她和其他中老年妇女区分开来，一个日渐衰老的女人，在快乐地享受着属于她的生活，在她的生命中，可能早就忘掉了舅舅、史老师和什么情书。
而我，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史老师。我失去了再去见她的勇气，我害怕再听到她那句似乎很平常的问候。我调到了厂工会，也做起了文体委员，我发现，这个工作很适合我，让我能够很快地忘记以前的工作和经历。在以后若干年里，已经没有人再去到内地慰问，厂里采取了另外的手段来印证返回内地的退休职工的生活状态。以前的岗位已经成了历史。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逍遥快乐却又掺杂着忧伤的工作。
史项华老师，成了舅舅和我心照不宣的一个隐隐作痛的秘密。舅舅从高位上退下来的若干年后，有了轻微的老年痴呆的症状，每年春天的一个时间段里，他都会天天买一包杏干回家，不管是品质好的还是差的，只要是杏干。没有人能劝得住他。舅舅家的杏干成堆，没地方放，舅妈只能到处给亲朋好友们分送。
有几次我乘火车路过邯郸，火车或者从我熟悉的站台呼啸而过，或者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我都闭上眼，不敢向外观望。列车外，“邯郸车站到了”的播报声，也让我心惊肉跳。即使这样，即使我假装没有再次来到这里，我的脑子里似乎也能看到，史老师正在列车停靠的一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她挨个走近每一个车窗，努力地向里张望和寻找。她殷切的目光，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年的春天，退休多年的舅舅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我跟着表哥表姐，带他的骨灰回他的故土，衡水枣强老家，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牵梦萦的土地上。车过邯郸，停在一站台。我捧着舅舅的骨灰盒，这才有勇气走下列车，踏上邯郸车站的一站台上。这是个全新的高铁站，除了站牌上的“邯郸站”三个字，其它都是陌生的，就连那些等候上车的人都比那时显得从容镇定。站台上没有接站的人。我在那些上车的人中间搜寻着，我多么希望，此时，史老师能够打扮得朴素而整洁地出现在我面前，好让我告诉她，装在盒子里的，就是我舅舅。可是，她没有现身，她也不可能出现。表兄催促我赶快上车，开车的时间到了，我看了看空荡的第一站台，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战栗着，我似乎又看到，在耀眼的阳光之中，有一个女人，正脸上堆满笑容，向我走来。
全文首发于《钟山》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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