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含蓄蕴藉的诗性特征，首先缘于其对意象的选择。三家“诗评”所选用的意象多是一些本身就颇具审美意蕴的形象。如《百衲诗评》评韦应物诗如“浑金璞玉”，评韩愈诗如“山立霆碎”，《臞翁诗评》评刘禹锡诗如“镂冰雕琼”，评孟郊诗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等等，这些意象本身就是美的典型，极富美的意蕴。
试想，如若没有这些意象的呈现，直说韦应物诗“不假雕琢成妍”、韩愈诗“自成一法”、刘禹锡诗“流光自照”意思虽然相同，但却没有了“诗评”所有的意蕴，美的呈现就此变成了枯燥的解析，论评顿时变得索然无诗味。
其次，“诗评”的蕴藉之美还表现在其对诗化意境的营构上。如《芸叟诗评》评欧阳修之诗如“乍成春服，乍热酦醅，登山临水，竟日忘归”，乍暖还寒时候，终日携酒游于山水之间，如此佳境恰如欧阳修诗之清新自然，令人神往。
又如《臞翁诗评》评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评孟浩然诗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评柳宗元诗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海上风光、波光粼粼的洞庭湖水，还是深秋雨后的登高远朓，无一不是极富诗意的佳境。
“诗评”通过一系列灵动的意象营构出了一卷卷诗化意境，对诗歌朦胧的意蕴作出了同样朦胧的传达，这种以诗化的语言和思维观照诗歌的方式，正是“诗评”的绝妙之处。“诗评”之旨，在于引导读者透过美的意象去体悟诗歌的风格意蕴，而这种体悟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诗性特征的审美活动，“诗评”本身也可谓是一种极富诗意的文学创作。
01批评与创作的统一
曹丕《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创作对古代文人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其他若诗歌批评之类。只能作为他们创作诗文之余的“戏业”，这使得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批评家同时是作家，专职的批评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如罗根泽所说：“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
“诗评”亦是如此，作为诗化的批评，它模糊了诗人与批评家的分别，拆解了创作与批评的樊篱。从三家“诗评”的作者来看，他们的身份首先便是诗人，晁公武称张舜民“文豪纵有理致，最刻意于诗，晚年为乐府百余篇。”
《全宋诗》卷八三三至八三八录有张舜民诗六卷；蔡絛亦博学能文，除《百衲诗评》外还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等著作流传后世；敖陶孙则以诗知名，作为“江湖派”诗人，其著有《臞翁诗集》两卷，《臞翁诗评》就是附于其卷后。
作为诗人，他们拥有着敏锐的直觉和感悟能力，其情感也更为细腻丰富，在“诗评”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凭借着对诗歌创作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有意无意地将诗歌创作的思维方法、表述方式甚至是思想情感融入其中，这也正是“诗评”之所以具有浓郁诗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三家“诗评”集品赏、评论、创作于一体，虽然没有系统的解析和论说，但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批评。西方意象派代表人物艾兹拉庞德指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合体。”
可见，意象本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诗评”中意蕴无限的意象群背后，亦暗涵着批评家的理性判断，如《臞翁诗评》评秦观之诗如“时女步春”，是为指出其“婉弱”之弊；而由最后一句“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则又可见出其对杜诗之尊崇。“诗评”虽然未对诗家的成就高下作出直接的判别，但却将自己对诗歌的评判标准与审美旨趣融入了意象之中，这是理性判断在深层制约的结果。虽然“诗评”对诗歌的把握是直觉体悟式的，但这种直觉体悟又是经过理性抽象后，才以具体的感性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一过程中已经包涵了理性与感性、批评与创作，因此说，“诗评”是诗性创作与理性批评的统一。
02“诗评”之弊病
“诗评”的审美价值是通过其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得以实现的，但所谓“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诗评”在追求直观性、体悟性和审美性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主观性、模糊性等弊端。意象具有含混而多义的特点，这一方面成就了“诗评”独特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却又致使其具有着意旨朦胧，难以精确会意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亦是它的缺陷所在。
以《芸叟诗评》评王安石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为例，张舜民意在说明王诗的难解之弊，但其评语本身却也幽深玄虚，令人不明其意，这给原本就意深难解的诗歌作品又带来了更进一步的疏离感。
其次，以意象喻诗仅是对诗歌整体风格的一种含混而宽泛的描述，这虽然使得“诗评”具有了广阔的诗学解释空间，但亦有令人无所适从之时，如《芸叟诗评》谓石延年诗如“饥鹰夜归，岩冰春拆”，饥鹰夜归有奇矫之势，岩上春冰多形容奇险之境，而张舜民又以“迅逸不可言”概括之，仅观其评怕是难以判断石诗终究何如了。
对于“诗评”的这种空泛不明之弊，叶燮曾予以贬抑：“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后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
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尝会于心，格于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加之读者对“诗评”的接受是通过“象”来完成的，因此对“诗评”旨意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见仁见智，这亦是导致“诗评”涵义不明的一个原因。
03以偏概全
“诗评”作为诗人的“戏业”之一，多为即兴之作，如《臞翁诗评》开篇交代其创作缘起：“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诗评”对各家诗的概括之语多是从自己平日所得的大致印象出发，又无系统的诗学理论支撑，自难深刻反映各家诗风，且易流于评者的主观感受，尤其是针对风格多样的诗人，“诗评”往往有以偏概全之病，如冯班《钝吟杂录》云：“敖陶孙器之评诗，如村农看市，多不知物价贵贱。
论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只此一语，知其未曾读书。”曹植少擅诗文，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遭贬爵徙封之后，其诗亦转为沉郁悲凉之风，敖陶孙之评显然只能用以概括其前期之作，而忽略了其诗风的变化与多样，因此遭到了“未曾读书”之讥，又如三家“诗评”皆有评及的王安石，《芸叟诗评》谓之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之，难可着摸。”
《百衲诗评》谓之“一番出清新，方似学语之小儿，酷令人爱。”《臞翁诗评》则谓之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三家“诗评”在对王安石诗风的概括上都犯了以偏盖全之病，张舜民所评仅适用于其后期隐居之作，蔡絛所评仅适用于其晚年的清新工丽之作，而敖陶孙所评则仅适用于其早期险峭奇拔的诗风，三者都仅抓住了王诗风格的一个方面，未能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这是“诗评”在追求语言精悍之下产生的必然之失。钱锺书先生说：“穷理析义，须资象喻，然而慎思明辩者有戒心焉。游词足以埋理，绮文足以夺义，韩非所为叹秦女之媵、楚珠之犊也。”
04结语
钱先生指出以意象为喻具有两面性，用之得当则有助于穷理析义，而一味追求这种形式却会犯“以文害意”之病。三家“诗评”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多能巧妙地运用意象批评揭示各家诗风，做到言雅而意切，但并非所有“诗评”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尤其末流所至，甚至有专为堆砌辞藻的逞才之作，“诗评”亦因此招致了一些抨击和诟病，如孙过庭认为其“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
王世贞亦指出“诗评”之体多为“宋人自相标榜，不足准则。”此外，“诗评”对读者也有着较高的要求，若无一定的感悟能力和审美素养，便很难理解到“诗评”意象背后的蕴含的无限深意。虽然“诗评”存在着以上种种弊端，但瑕不掩瑜，它所独具的审美价值依然使其在历代诗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其后仿效之作亦相继不绝，即使是对之颇有微词的王世贞亦曾作“诗评”两卷，可见“诗评”之艺术魅力终是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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